《明史·钱唐传》记载：“帝尝览《孟子》，至‘草芥’‘寇雠（chóu，通仇）’语，谓非臣子所宜言，议罢其配享。”据说，朱元璋读到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”时勃然大怒，然后就把孟子撵出了孔庙，随后钱唐抬棺劝谏，云“臣能为孟轲死，死有余荣”，感动了朱元璋，于是第二年又将孟子请回孔庙。
《明史·选举志》记载：洪武二十七年，朱元璋命儒臣刘三吾等人编纂《孟子节文》，删去书中涉及“民贵君轻”、“诛一夫”等八十五条内容，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删节部分命题。当然，明史中是间接体现，并未直言。
以上两点，往往被拿来批判朱元璋，乃至有人危言耸听，认为这是朱元璋断了华夏文脉的证据。其实，抛开时代背景指责朱元璋删《孟子》，或许还有一丝道理，但指责朱元璋将孟子“罢配享”，然后由此一通大论，就基本是污蔑朱元璋了。接下来，重点谈一谈朱元璋罢孔子配享的原因。
明史中的朱元璋罢孟子配享孔庙、又因钱唐将之移回之说，问题实在太多，比如以下四点：
首先，发生时间问题
发生时间有三种说法，即洪武二年、三年、五年之说。其中，明朝官方文献记载发生在洪武五年（《南京太常寺志》和《翰林院故牍》记载有过罢配享争论，但只是简单记载，没有明史中那么说），史学家谈迁也认同这一时间，其他两种源自野史杂谈，因此时间应发生在洪武五年。
但谈迁考证指出：“按唐以洪武三年谪寿州，四年卒，而配享之说乃在五年，安得相及？”即，谈迁考证钱唐死于洪武四年，而罢配享事件发生于洪武五年，那么钱唐如何劝谏朱元璋？
当然，也有一些野史杂谈指出钱唐活到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但《明史》只说他卒年八十一，没写具体活到哪一年。问题是，既然不知钱唐活到哪一年，又如何确定钱唐劝谏朱元璋的这段历史真实存在？明史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故意搬弄朱元璋是非嫌疑。
其次，事件衔接不上
朱元璋罢孟子配享，随后钱唐抬棺劝谏，朱元璋感动或不得以妥协，于是下令将孟子移回孔庙。这是明史叙事的逻辑。
但问题是，朱元璋在第二年，也即洪武六年以“孟子辟邪说，辨异端，发明先圣之道，其复之”为由移回孟子，为何？
除非，朱元璋在年底罢配享，年底钱唐死谏，然后新年过后移回，否则逻辑上说不通。但史书记载，这种大祭一般在春秋仲月各举行一次，即农历二月和八月，因此罢祀事件不发生于二月，就是八月。
也就是说，罢配享和移回，中间相隔6-10个月，显然事件就不太能衔接得上，钱唐劝谏与朱元璋继续祭祀孟子两者之间关系就不大，明史叙事就显得拧巴了。
第三，读孟子的时间
明史记载，朱元璋读到“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”时勃然大怒、暴跳如雷。正常解释应是朱元璋第一次读孟子，吃不消如此虎狼之词，于是勃然大怒，罢孟子配享。
但问题是：明朝建立之前，朱元璋显然读过《孟子》，焉能不知孟子虎狼之词，那么为何此时震惊于孟子这句话？
明太祖实录云：“上至白虎殿，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，顾问许存仁曰：孟子何说为要？对曰：劝国君行王道，施仁政，省刑薄赋，乃其要也。上曰：孟子专言仁义，使当时有一贤君，能用其言，天下岂不定于一乎？”
既然如此，朱元璋再读孟子时，如何会被“寇雠”吓到？
第四，孟子配享问题
如今，大家都知道孟子为“亚圣”，与孔子合称“孔孟”，名气很大地位很高，但明初官方地位其实并不高。
汉唐之际，孟子官方地位不高，唐代科举不考《孟子》，文庙里没有孟子。转折点在韩愈，他将孟子视为孔子正统继承人。
但真正将孟子推向神坛的是在宋朝，王安石特别推崇孟子，赞为“醇儒”，并将《孟子》纳入科考内容。在王安石的影响下，宋神宗将孟子搬进孔庙。相反，司马光等认为孟子地位没有那么高，还专门写过一篇“疑孟”文章。总之，宋朝此后对孟子的态度是赞与非一直并存。
元朝时期，元文宗封孟子为“亚圣”。因为元朝科考断断续续，难得科考，学子们也没心思质疑孟子地位问题，毕竟有的考就不错了。于是，元朝时孟子地位才正式确立。
明朝初期，朱元璋一则下令全国仅保留曲阜孔子祭祀，其他地方停止，因此将孟子移出孔庙很正常，背后与“恢复中华”，需要重新厘清金元时期儒家的问题；一则朱元璋对宋神宗、王安石和元朝很痛恨，而他们一间接导致异族入侵、一是异族，却又是确立孟子地位的核心推手，因此朱元璋恨屋及乌的就将孟子移出孔庙。
或许基于孟子思想，或许基于其他考虑，总归朱元璋认为孟子思想没有错误，于是就又将之移回，与钱唐劝谏没什么关系。
综合以上几点可见，朱元璋罢孟子配享和钱唐劝谏，显然是野史之说，不足为信。所以，学者朱鸿林指出：“孟子罢祀缘故之说，出于明代后期，和当时酷化太祖的野史记载，是臭味相同的。”
也就是说，明史中的所谓“帝尝览《孟子》，至‘草芥’‘寇雠’语，谓非臣子所宜言，议罢其配享”，纯属野史杂谈，漏洞百出，本不该上大席，却被清人一本正经的放到了明史中。
其实，类似问题还有不少，明朝中后期的一些野史杂谈，往往都负面编造朱元璋或朱棣等历史，但后来“明史”却将之当作正史写入书中。因此，虽然很多“学者”一本正经的推崇“明史”，说如何如何之好，但从历史真相来看，“明史”的确需要重新审视。
不过，朱元璋删《孟子》中的“不合时宜”之语，的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。问题是，朱元璋这么做，是不是为了皇权专制呢？答案当然不是。
因为，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七年（从时间上可见，与罢配享是两件独立的事件），朱元璋的晚年，如果朱元璋为皇权专制而删“孟子”，那么为何不早做，或者根本不必将孟子移回孔庙；还有，朱元璋从未禁止《孟子》全本流通，而只是规定科考只考修订版《孟子节文》，且到永乐九年就结束了，仅持续了17年；此外，宋神宗之前，科考都不考《孟子》，难道那时也是皇权专制？
其实，古今学者有过考证，综合起来给出了两个答案：一是朱元璋优待儒生，近代钱穆指出“实远超于汉高、光武、唐宗、宋祖”，但儒生却看不起朱元璋，北孔更是瞧不起，还一直怀念“宽仁”的元朝，或许这让朱元璋破防，于是晚年认为需要加强儒门官员思想教育；明朝祝枝山、朱国桢等认为战国为分裂时代，臣子们朝秦暮楚，朝为君臣，暮为仇敌，明朝大一统与之不同，孟子君臣关系在明朝就不合时宜了。
综上，关于朱元璋对待孟子的态度，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，就可知道真假，或者知道其中另有隐情，但一则儒家瞧不起朱元璋，所以明朝中后期出现很多抹黑朱元璋的野史，一则清朝缘故，两者合作之下，于是“帝尝览《孟子》，至‘草芥’‘寇雠’语，谓非臣子所宜言，议罢其配享”等就被隆重的写入明史中，给世人留下批判的“官方黑料”。
让人遗憾的是，如今史料相对比较容易获取，所以关于朱元璋对待孟子的态度问题，普通百姓或许难以揭开真相，稍微专业一些的学者应该不难发现，但现实却是不少专业学者也大放厥词，据此大肆批判朱元璋，只能说非蠢即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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